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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红升:马云与阿里巴巴:两个故事,两种资本主义

来源:爱思想 时间:2019/10/1 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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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麻,开门吧!”阿里巴巴的喊声刚落,洞门立刻打开了。…洞中堆满了财物,让人目瞪口呆。一堆堆的丝绸、锦缎和绣花衣服,一堆堆彩色毡毯,还有多得无法计数的金币银币,有的散堆在地上,有的盛在皮袋中。猛一下看见这么多的金银财富,阿里巴巴深信这肯定是一个强盗们数代经营、掠夺所积累起来的宝窟。——引自《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

   

   当马云以阿拉伯古代故事中的人物阿里巴巴命名自己的初创公司时,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他和阿里巴巴创造了一个关于寻找财富宝窟和密诀的更为传奇的当代故事。在短短的二十年后,阿里巴巴就已经富可敌国,其商业帝国的当前市值超过4500亿美元,排名全球IT企业第6位【1】,排在其前面的是IT行业最为伟大的传奇人物——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杰夫·贝佐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马克·扎克伯格——创立的微软、苹果、亚马逊,以及作为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巨擘的谷歌和脸书。而被它甩在后面的同样也是IT行业一干享有全球声誉的传奇公司:AT&T、IBM、英特尔、思科、甲骨文、惠普等。传奇需要桂冠来加以点缀,因此,创造了当代传奇的马云除了阿里巴巴的董事长(刚刚于今年九月十日卸任)和首席执行官(已在数年前卸任)的头衔外,还被尊为商界领袖、中国首富、创业教父、青年导师、励志大师、演讲大师、中国首善等。除了上述桂冠外,马云还是一个全球性名人,时不时成为各国元首政要的座上客,全球性论坛上的主席或嘉宾,并因此而被冠以“中国名片”、“全球大使”的荣衔。

   在去年教师节这一天,马云宣布了自己的退位计划:一年后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两年后再辞去公司董事职务。今年教师节这一天,马云完成了董事长的新老交替,相信明年他也会如约辞任集团董事。从集团退位的马云,一如他过往充满激情的演讲,将他的退位称之为一个成功的“制度传承的开始”,一个江湖豪杰的再出发,其目标是服务于“教育、公益、环保”。马云退位的原因可能不止于官方宣言这么简单。或许他认为,在一个现在和将来都属于年轻人的互联网世界中,他已经不再年轻;或许他认为,在建立了如此庞大的商业帝国后,已经不再值得征服的商业疆场;又或许是他认为,作为一个超级富豪,他发现了财富和声望的最佳去处——造福社会。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在一个恋栈文化如基因般浸入骨髓的国家中,作为一家没有任期限制的私人企业老板,马云本可一直安坐在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的王座上,享受人们对他商业权势的欢呼,大可不必在春秋鼎盛的中年即挂冠而去。虽然在套路化的武侠小说中,一个英雄一旦成为“天下第一”,往往会超然世外退隐江湖。但现实世界与小说世界实是天壤之别,现实中的肉胎俗子能有几人经得起权势女神那鬼魅般的诱惑?就此而言,人们应当对马云的“退位”所表现出的境界脱帽致敬。

   马云—— 这个自我评价为“丑而不陋”的人,这个被《福布斯》杂志称为“有着拿破仑一样的身材,同时也有着拿破仑一样伟大的志向”的人,这个被大众传媒所尊奉,被芸芸众生所膜拜的“活财神”,其成功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在这个以金钱、名望和权力的新神圣三位一体作为评价成功的压倒性尺度的时代,成功的故事永远是有吸引力的,最成功人物的故事也最有吸引力。因此,“讲故事的人”并非仅限于莫言这样的文学大师,也包括大众娱乐明星和“明星”企业家。在“明星”企业家中,马云也堪称最会讲故事的人,这不仅是由于他创业和成功的故事更加引人入胜,也不仅是由于他的故事激情四射,还由于他对人们心理的天才般把控,从而能够给上至各国政要、媒体巨头和银行家,下至中产阶级、小业主、女性、青年学生在内的各色人等,精准地描绘出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愿景。

   在这里,我无意去恭维马云讲故事的能力和技巧,而是想通过古老的阿拉伯传奇故事与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上演的活生生的、真实的、触手可及的当代故事的比较,以理解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复杂性和面临的挑战,进而理解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对中国的资本主义化进程的真正影响,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数目字计算的商业帝国的规模和版图。

   在古老的阿拉伯传奇故事中,主人公巨大财富的源头其实是强盗的打家劫舍,而非财富的创造,而在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的新故事中,巨大的财富则得自于创造,而非对社会和其他人财富的掠夺。这种不同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发展史和当代中国的市场化改革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对财富的贪婪和追逐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属性之一,但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马克思在其最伟大的著作《资本论》中曾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这里,马克思不加区分地给资本主义贴上了不正义、不道德、邪恶的单一标签,从而唤起了之后一个世纪对资本主义和财富的全球性仇恨和敌视。但是,在当今时代,尤其是经历了梦魇般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之后,人们可能并不认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单一标签”式的看法,而是更倾向于威廉·鲍莫尔等人对资本主义形态多样性的分析。在《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一书中【2】,威廉·鲍莫尔等人将现实中五花八门的全球资本主义归纳为四种最基本的形态——企业家型、大企业型、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在他看来,企业家型,尤其是企业家型和大企业型的混合形态是资本主义最为理想、最好的一种形态,而国家导向型和寡头型则是坏的资本主义形态的代表,二者的混合体则是一种最坏的资本主义。

   以能否通过创新带动财富增长和经济繁荣,作为划分资本主义好坏的单一维度有其内在逻辑的一致性。但是,我仍然希望能够加上社会公正和包容的维度,即使后一维度与前一维度可能会存在一定的冲突。通过这一扩展,我们就可以给出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更多的形态划分。好的资本主义包括创新型、企业家型、包容型、法治型、良治型资本主义以及非人格化资本主义等多种形态;而坏的资本主义则包括强盗型、寡头型、官僚型、裙带型、权贵型资本主义以及人格化资本主义等诸多形态。创新与包容的复合是好的资本主义的最基本特征,更多地与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以及成功地从低收入跨入高收入的国家(主要依靠石油和矿产资源的高收入国家除外)联系在一起,而坏的资本主义无一例外与掠夺和极端不平等相联系,并广泛地存在于当今的大多数国家。例如,当代俄罗斯被普遍地视之为寡头型和国家导向型资本主义的代表,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则是官僚型和裙带资本主义的一种代表,而苏哈托和马科斯统治下的印尼和菲律宾则被视为裙带和权贵型资本主义的典型。对资本主义非好即坏的二分法,不仅被威廉·鲍莫尔等人所尊崇,而且也是道格拉斯·诺斯和达龙·阿塞莫格鲁等新制度主义大师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道格拉斯·诺斯等人关于权利限制秩序和权利开放秩序的制度二分法【3】,以及达龙·阿塞莫格鲁等人关于汲取性经济政治制度和包容型经济政治制度的二分法【4】,实际上是好的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另一种视角和表达方式,殊途而同归。二分法如此流行,更多地是因为构造模型和分析的方便,但实际情形却并非这样泾渭分明。事实上,我们所看到的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都是好与坏、创新包容与掠夺榨取并存的混合体。因此,所谓资本主义的好坏,其本质就是在创新包容与掠夺榨取的较量中,前者能否压倒后者。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市场化改革也启动了资本主义化过程,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面临好坏两种资本主义的较量,而且这一有时近乎白热化的较量,也已成为中国能否从中等收入国家成功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命运之战。在这一命运之战中,坏的资本主义一面长期以来都以近乎“原罪式”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其特征更多地与财富的掠夺和寻租活动相联系。掠夺和寻租的主要对象包括价值暴涨的土地和房产、矿产资源、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证券市场、公共工程和政府采购、垄断行业的消费者等。而掠夺和寻租之所以发生,很大程度上源于尽人皆知的政商合谋和裙带关系。我们看到,在最近数年力度空前的反腐运动中,几乎每一个位高权重的落马官员,往往都有商人和亲属牵连其中。通过法院发布的关于不法官员、亲属和关联商人的公告信息,尤其是媒体对不法商人的发迹史、经营领域、错综复杂的官商关系图谱、五花八门的“猎金”手法和“围猎”官员手法的深度挖掘,就可一览无余地发现,那些顶着所谓“企业家”光环的不法商人无不藏着一幅掠夺者的丑恶嘴脸,其中有些人的行为与明火执仗的强盗毫无二致。掠夺和寻租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的成果被少数人占有和瓜分,财富向极少数人加速集中以及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纵向流动通路的堵塞,以及弱势群体在机会和结果方面的双重不公平。顺理成章的是认为商人为富不仁、无商不奸的心理和仇富心理在社会蔓延,并可能导致民粹主义思潮的兴起和对资本主义的普遍敌视,即使是好的资本主义也在所难免。因此,从上述意义上而言,反腐运动抑制了以掠夺和寻租为特征的坏的资本主义的野蛮生长,从而也就为以创新包容为特征的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与坏的资本主义不同,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之为创新和包容式资本主义的代表,也被视为熊彼特式的企业家和组合创新——新技术、新产品和服务、新市场、新组织——的集大成者。通过互联网商业模式的持续创新和扩展,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不仅彻底颠覆了中国的商业零售业格局,也通过互联网金融的持续创新,正在颠覆和重塑壁垒森严的中国金融业生态和格局。中国之所以在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领域能够跃居全球领先地位【5】,马云和阿里巴巴居功至伟。现在,马云和阿里巴巴已经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领域的旗帜,在这一旗帜的感召下,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大大小小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大举向城市交通、医疗、教育、文化和传媒以及制造业等更广泛的领域挺进,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孕育了一场互联网产业革命,并成为中国经济依然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发动机。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不仅是创新的典范,还堪称包容式发展的典范。尽管创新为马云和其团队以及投资者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这些财富充其量只是创新所创造的巨大收益的一小部分,而创新的大部分收益则被一个更加庞大的社会群体所分享,其中包括因阿里巴巴而获得就业和致富机会的数以百万计的“店小二”,因阿里巴巴而获得新市场、新融资渠道和成长机会的数以百万计的小微企业,因阿里巴巴而坐享低廉便捷的购物服务的数以亿计的消费者。

   新老两个阿里巴巴的故事告诉我们,资本主义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财富积累方式和两种类型的资本家:一种是创造财富的方式,与之对应的是熊彼特意义上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另一种是掠夺财富的方式,与之对应的是假企业家之名,行掠夺和寻租之实的经济寡头。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证明了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是财富创造的重要源泉,也证明了他们是以创新和包容为特征的好的资本主义的代表。然而,在向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脱帽致敬的同时,我们仍然要在内心深处对以下的问题保持警惕:一是如果马云当初不是机缘凑巧地进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这样一个高度竞争和受创新驱动的行业,而是进入掠夺式资本主义高度泛滥的领域,他会成为掠夺者的同路人吗?二是在异化和蜕变现象无所不在,无论是各式制度、组织和个人都可能背离初衷,走向其反面的情况下,作为伟大创新者的马云和阿里巴巴是否也有可能蜕变为一个寻租者和垄断寡头,并依靠其商业帝国强大的市场支配力,甚至政治和社会影响力,阻止和扼杀可能危及其帝国霸权的的创新和竞争活动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确定无疑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个资本家是成为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式企业家,还是成为一个寡头式的财富掠夺者和租金攫取者,从根本上而言取决于制度规则的激励和约束。如果马云不是进入了一个更多地以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以及由市场决定谁是赢家为主要制度规则的领域,而是进入了一个存在高度管制、高垄断租金、巨大公共资源,以及由人格化社会关系决定谁是赢家为主要制度规则的行业,那么马云就不会是今日这样的一个创新式企业家,而大概率成为一个寡头式的寻租者。制度规则的铁笼犹如如来佛的掌心,即使叛逆和强大如齐天大圣,也难以逃脱制度铁笼的束缚,马云也难例外【6】。

   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则存在着不确定性。尽管马云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者,但他和他的阿里巴巴商业帝国也一直处于各种争论的漩涡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和打假问题由来已久的争论,支付宝转让所引发的关于契约精神的争论【7】,大幅提升入驻费用所引发的淘宝“十月围城”事件【8】,商家在阿里平台和京东平台上的“二选一”问题【9】,阿里与腾讯的相互封杀问题【10】,阿里旗下的菜鸟和顺丰的相互封杀问题等【11】。这些争论和事件都或多或少地与不当使用市场支配力,不当竞争和平台垄断等问题相关。因而,如果没有竞争和反垄断制度和政策的不断敲打,马云和他的阿里巴巴也可能会蜕变为一个寡头式的寻租者。除了上述争议事件之外,作为超级平台的阿里巴巴异乎寻常的影响力也引发关注和争论。比如,店小二只需在阿里系平台上注册,而无需在有关部门办理相关证照即可营业,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对监管部门权力的一种僭越;再比如,被媒体戏称为“淘宝大战工商局”的事件,则引发了公众对超级平台“大到不能管”的担忧【12】;而马云和阿里巴巴所拥有的强大的政府公关能力,及其与各级政府和官员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即使在一个政府对经济和市场具有超强干预能力的商业环境中,这种关系可能也超出了合理的政商关系的边界,而且更让公众和竞争对手感到担忧的是,这种密切的政商关系以与强大的游说能力的结合,可能导致政府被“俘获”问题。

   因此,为了使好的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不受制于机缘和运数,同时,也为了使好的资本主义能够全面压倒坏的资本主义,就必须有一种更正式、更系统的关于创新、竞争、开放、包容的机制设计,能够使马云这样的创新式企业家前赴后继,能够使掠夺者和寻租者转变成马云式的创新者,并且能使马云式的创新者永远保持创新的激情,而不要蜕变和异化为寡头式寻租者。这样的一个设计显然与更宏大、更复杂的制度和规则框架有关,暂且留作以后讨论的一个主题。

   

   

   1.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阿里巴巴仅仅是马云商业帝国的一部分,其商业帝国堪称无远弗届,触角所及包括金融、物流、O2O、云服务、社交网络、影视传媒、教育、医疗等。

   2.威廉•鲍莫尔、 罗伯特•利坦和 卡尔•施拉姆,《好的资本主义坏的资本主义》,中信出版社,2008年。

   3.道格拉斯·C. 诺思 、约翰· 约瑟夫· 瓦利斯和 巴里·R. 韦格斯特,《暴力与社会秩序》,上海格致出版社,2013年。

   4.德隆·阿西莫格鲁 和 詹姆斯·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失败?》,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

   5.根据美国商务部网站的信息,2019年上半年美国网络零售额为2686.9亿美元。而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同期中国网络零售总额为48161亿元,前者仅相当于后者的38%左右。互联网金融缺乏类似于网络零售总额的官方统计数据,但根据互联网女皇玛丽·米克尔发布的2018年《互联网趋势报告》的数据,2017年中国在移动支付的普及率、支付规模以及增长率等方面都领先全球。

   6.马云和阿里巴巴对中国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领域的制度创新,尤其是在推动市场准入的开放和放松监管方面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但这种影响如果从整个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一制度的基本规则来看,则可能是局部的的、微乎其微的。公平的讲,企业家对制度有一定影响,但远远不及制度施加给企业的约束。换言之,企业家更多的是制度规则的接受者而非创造者。

   7.2011年6月,财新传媒旗下的《新世纪》周刊发表了名为《马云为什么错了》的社评,认为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未经股东授权就转移支付宝所有权,有失起码的契约精神,从而在二者之间引燃了一场激烈争论,并广受社会各界关注。

   8.2011年10月10日,淘宝商城发布新规,突然大幅调整技术服务费和商铺违约保证金,最高涨幅高达150%,引发3000多个中小卖家对淘宝商城的多轮围攻。此一事件不仅为公众所关注,也引起商务部的出面调停。电商平台一家独大和可能滥用市场支配力量是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

   9.2015年双11网购节前,京东发布声明称,不断接到商家信息,反映阿里巴巴在“双十一”促销活动中胁迫商家在两个对手平台之间站队,也就是“二选一”,之后两大平台就是否存在“二选一”展开了舆论攻防。

   10.2013年,淘宝服务平台屏蔽微信以及微信链接,2014年初,支付宝曾对微信商家关闭付款接口申请;2015年2月3日,微信封杀了支付宝的红包以及阿里系的多款产品,并禁止微信商铺利用支付宝收付款。作为中国两个最大的互联网企业,阿里巴巴和腾讯之间多轮的相互封杀和报复,给与公众的影响不仅是生活不便,而且也是超级平台的任性和社会责任的缺失。

   11.2017年6月1日,顺丰和菜鸟网络相继发布声明,指责对方率先关闭了面向本方的数据传输端口,并声明采取反制措施,关闭面向对方的数据传输端口。在国家邮政局的干预和社会压力下,双方在6月3日即恢复了之前的合作状态。这一事件所反映的恶性竞争现象,其根源在于两大平台都试图利用其不当的市场支配力量。

   12.2015年1月24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一份关于网购商品正品率的检查报告,其中淘宝网的正品率最低,仅为37.25%。1月27日,淘宝以店小二之名对上述检查的程序正当性提出了质疑。1月8日,工商总局则发布了2014年7月关于对阿里巴巴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1月30日,马云和工商总局局长的见面最终使这一事件在相互的让步中“握手言和”。